现代文学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思想启蒙运动的遗绪,但旗帜更鲜明,态度更激进,规模更宏大,影响更深远。以《新青年》为思想阵地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广泛引进、吸收和运用西方文化,以重估一切的眼光,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主张个性解放,在全国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由于“二次革命”中心地带的特殊位置和极富献身精神的革命传统的影响,使得湖南长沙成为了当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基地,也使得湖南最先成为新文学繁盛的省份之一。而当时正在长沙求学、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如田汉、丁玲、黎锦明、彭家煌、刘大杰、刘梦苇、谢冰莹、白薇等人,都曾在此接受过新文化的洗礼,并形成了他们最初的人生观和独特的创作倾向。而陈衡哲、成仿吾、孙俍工、朱湘、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远涉重洋,旅美、旅欧或旅日,在接受西方或异域文化熏陶的同时,还以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和青春才华开拓了湖南文学创作的新领域。
陈哲衡是中国现代进入女作家之林的第一人,也是湖南现代小说、诗歌创作的女性拓荒者。当“五四”风雷尚在潜滋暗长、新文学曙光初露之时,陈哲衡便先于冰心、庐隐等,以知识女性特有的敏感、热情和率真,在大洋彼岸为祖国启蒙的新文学呐喊助威。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衡山一个清贵的官吏家庭,1906年即告别父母和家乡,南下广东接受文化启蒙;1914年远赴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文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再转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教授。陈哲衡的第一篇小说《一日》发表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刊》,第一首诗《人家说我发了痴》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陈哲衡早期作品集《小雨点》,共收短篇小说10篇,几乎都是诞生于启蒙思潮的高峰时期的“问题小说”。正如后人所评价的,她是中国现代第一位跳出身边琐事,跳出个人私密生活,“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女性作家(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成仿吾也是湖南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带着楚人的血性气质走出家乡,并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创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13岁时即随其兄东渡日本,先后完成中学、大学学业,在修习兵器制造专业的同时,也接受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熏陶。其后他还曾旅欧,主编过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也曾参加长征,任过陕北公校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成仿吾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都充满着一种呐喊的、战斗的浪漫主义情调。而他著述最丰、成就最大的还是关于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崇尚浪漫主义风格的还有戏剧家田汉。他的处女作《梵峨璘与蔷薇》,谱写的就是一曲艺术与爱情的清纯颂歌,洋溢着荡人心魄的浪漫美。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当时唱遍中华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新中国成立后还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同样带着楚人的敏感与热情走进文坛的还有黎锦明。还在岳云中学学习期间,他便与丁玲、胡云翼、刘大杰等组建过楚魂艺术社。1924年3月,黎锦明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侥幸》,开始了他的丰硕而艰难的文学旅程。从1924年至1944年约20年间,他一共创作了10个短篇小说集、5个中篇小说。成名作《四季》按冬、春、夏、秋的季节时序,描写了一个青年学生由漠视爱情,到初恋、热恋,最后失恋并发疯的心理过程。作品通过对穷苦学生爱社会歧视、为爱情遗弃的描写,表达了当时青年对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追求与渴望。黎锦明的小说充满了主观抒情的色彩,而更能体现他的创作特色的是其乡土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交织着楚人激越情感和强悍民风的传奇小说。标志着黎锦明小说成就高峰的是以海丰农民运动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尘影》。这篇小说曾得到鲁迅的作序和推荐。与黎锦明一样受到鲁迅赞赏的还有彭家煌。茅盾也对彭家煌赞誉有加:“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就已经很圆熟。……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者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发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的声音而走上文坛的是丁玲。她的处女作《梦珂》描写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市弱女子,在黑暗现实的压迫下无法生存的悲剧;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则细腻地描写了“五四”退潮后不甘沉沦、不甘堕落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女性心灵的痛苦与迷茫。《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母爱”和“自然的颂歌”主题的超越。1929年,丁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创作的主题也由宣传个性解放转向倡导集体主义。长篇小说《韦护》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中的动摇和转变,颂扬了革命战胜恋情的集体主义精神;中篇小说《水》更是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无产阶级立场。1936年11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逃脱了国民党的幽禁来到了解放区陕北保安,开始了崭新的自由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参加了晋察冀土地改革工作团,先后到怀来、涿鹿、获鹿等地从事土改工作,并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意义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叶发生在陕北黄土地上的那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丁玲的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叶紫是一位饱蘸着血泪话丰收的乡土小说家。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和姐姐因参加农民运动而惨遭杀害,母亲因陪斩而精神失常。为逃避敌人的追杀,他改名换姓辗转于湘、鄂、赣、苏等地,1930年流落到上海。期间曾行乞、当兵,做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在饱尝人世艰辛中,他一直梦想着为亲人报仇。1933年开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丰收》、《山村一夜》和长篇小说《星》。《丰收》取材于洞庭湖农村的生活和斗争,揭示了“丰收成灾”的严酷主题,写出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和为求生而反抗的愤怒之火。叶紫的小说常常把生活中的矛盾激化,写现实人生里的极端的悲惨故事和人物在血泪、死亡前的觉醒和反抗。血腥的镇压和浴血的复仇,使他的小说迷漫着浓烈的血腥硝烟气息。因此,有人称他是一位书写“血泪”的圣徒。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在蚕食了我国东北之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第29军将士的英勇抗击则揭开了悲壮激烈的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文学的题材、内容、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略形势急遽变化、尤其是武汉沦陷之后,长沙一度成为全国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大批文化、文学名流如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等聚集长沙,著名湘籍作家如田汉、沈从文、张天翼、周立波等也返回家乡致力抗战文学的建设。长沙汇聚起一股气势雄壮的抗战洪流,成了影响全国的抗战文化中心。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随即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写出真正大众的作品”。民族存亡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抗敌救亡”成为了湖南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
围绕民族生存这个中心,文学理论界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湖南作家为此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响应这一号召,周扬、周立波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1934年10月,周扬便发表了《国防文学》一文,提出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但当时的影响并不大。1935年12月,周立波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认为这个来自苏联文学界的口号有利于启发人民养成国防观念,奋起抵抗外来侵略,并说:“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文章得到强烈的反响。“国防”由此成为文学界热切关注的大问题,上海文艺界党组织还将它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在稍后发生的“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周扬也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他在《我们的态度》中明确表示:“我们不赞成大众化的形式只是为了宣传的那种见解。我们相信从他们里面可以产生出真正艺术的作品,艺术和大众将在抗战中进一步的结合。”易同则在《抗战文艺诸问题》中将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创新和利用称之为“文艺的中国化”,所谓民族形式是某个“特定民族所熟悉的,该民族之新思想新感情所赖以表达的最好形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明确地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抗战文学的建设中,湖南籍作家张天翼、谢冰莹的创作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张天翼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南湘乡。鲁迅的《阿Q正传》对张天翼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在继承和发展鲁迅探究国民性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中,尤其注重从文化、道德、习俗、民性等角度来剖析人生现象,从而以犀利的讽刺技法,塑造了一批道貌岸然、色厉内荏、怯懦卑琐、蝇营狗苟的丑恶形象。例如《华威先生》中那位永远挟着公文包,拄着黑油油的手杖,拿雪茄的手翘成兰花图样的“华威先生”,就是一个挂着抗日招牌,不干抗日实事,拼命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国民党文化官僚的形象。在左翼作家中,张天翼冷峭的审丑风格自成一格,在视域、视角、结构、语言与叙事态度等方面,对现代小说的文体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谢冰莹祖籍湖南新化,后来移居台湾。她曾两次“从军”,亲历硝烟弥漫的战场。她的写于北伐战火中的《从军日记》和抗战硝烟中的《新从军日记》,以及她的散文长卷《女兵自传》,都曾蜚声中外。她也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女兵”作家。2000年1月5日,这位“女兵”作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遵照她的遗嘱,骨灰撒入了太平洋,“让海水把我漂回去”——这就是她的最后的一个心愿。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中一名最重要的代表。他在闭塞的湘西只上过小学。14岁即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20岁离开湘西到北京求学,22岁于是开始文学创作。之后编过报刊,也教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才的作家,却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高产作家之一。结集出版的作品有《鸭子》、《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新与旧》、《湘西散记》等80多部,其中包括150多篇短篇小说和近10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另丝绸图案》、《唐宋铜镜》、《中国历代服饰研究》3部学术著作。他的独特之处不止是他的特殊经历与惊人的创作量,更在于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世间万象,用乡村的自然人性与都市的现代文明相比照,从而展现出乡村世界迥异于现代都市的勤劳、善良、自然、纯真的另一种生命形式。这就是沈从文创造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充满野性与灵气的“湘西世界”。
周立波是湖南现代文学“茶子花”派的创始人,也是湖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小说以其浓郁的“乡情”、“湘韵”在中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周立波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即成为其成员,在“左联”的领导下从事文学活动和翻译工作。1939年12月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周立波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参加了松江省珠河县元宝镇的土地改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东北农村的那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新中国诞生后,全国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奋斗。1951年2月,周立波主动申请参加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建设工作,并于1954年8月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这部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建设的生活情景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1955年冬,他再次申请由北京调回湖南,到故乡益阳农村安家落户,亲身体验、观察、研究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的发展变化。由此而完成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不愧为“时代的秘书”,他真实记录了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历史步伐,也显示出以民族化、大众化的笔墨描绘现实生活的巨匠风格。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到天安门城楼升起五星红旗,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在这50年间,湖南文学呈现出三个最显著的特征:第一,为民族的安危而呐喊、为民族的自由而高歌、为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斗,既是湖南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也是湖南文学不懈的创作主题;第二,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大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兵文艺,湖南文学都在其间居有极为显赫的位置,在解放区文艺创作中更是发挥了领军的作用;第三,除了文学创作成就丰硕之外,文艺理论的建树尤为辉煌:从杨树达对白话文学的提倡,到成仿吾的呐喊的战斗的浪漫的文艺观的创造;从周扬、周立波“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我们从中完全可以清晰地理清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产生、发展、完善、成熟的脉线。尤其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曾经规范和指导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今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