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已经10年，每当我捧起那一卷卷或新或旧、或轻或重的案卷时，思绪如江奔流，心情格外沉重，不由得想起已经离世17年之久的母亲。 

　　母亲1956年参加工作，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这个普通的岗位上，她却经历了坎坷，受尽了艰辛，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与不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懵懂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我睡到半夜醒来，母亲还在煤油灯下挑灯熬夜、认真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每天下午学校放学，母亲先到学生家中家访，了解他们的表现和完成课外作业情况，再披着夜色赶回家做饭的奔波。母亲带过的班成了当时学校同年级中数一数二的好班，母亲也经常得到学校领导的褒奖、同事的赞许和家长的好评。 

　　但正当母亲对她所珍爱的教书事业如痴如醉的时候，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使她从人民教师，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妇女，开始了她人生的另一种艰难跋涉…… 

　　那是1966年9月，“文革”开始不久，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伯父被错划为“右派”，母亲被勒令停止教书。当时，母亲不愿意离开学校，请求学校领导把她留下来，哪怕是做一个编外代课教师也可以，她一心只想和学生们在一起，其他的都不重要！然而，就是这一点滴的心愿也未能实现，母亲最终被迫无奈下放回了我父亲的老家——湘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种田。在那里，母亲每天面对陌生的山水、陌生的村民，干一些农家女人都难以承担的农活，还要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对于这些，母亲只是默默地忍受，不曾顾及。为了让五个子女填饱肚子健康成长，母亲天不亮就和生产队的壮劳力们下地挣工分，忙里忙外，没有停歇；晚上归家后，还要打扫院落、下厨做饭、浆洗缝补。由于长年过度劳累、营养不足，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失去了昔日的风韵和神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了拨乱反正，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母亲工作过的双峰县也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根据当时的政策，只要有足够的证明材料，母亲的错案是可以平反的。得知这一消息时，母亲非常激动，多年的“梦想”终将可以成为现实了。为了重返讲台，母亲拼命地寻找原来学校的领导和知情人，请他们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证明材料呢？母亲多方打听、费尽周折，几乎到了魔怔的程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双峰县教育局和粮食局档案室找到了原来母亲所在学校的名册和母亲的名字，找到了1966年9月母亲下放的文件材料，找到了1966年8月包括母亲在内的全县公办教师商品粮发放名册。档案不泯，证据似铁，历史烟云下的种种错误终于迎来了被纠正的一天。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分别下文恢复了母亲商品粮资格和国家教师编制；双峰县政府又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恢复了母亲和五个子女的城市户口。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大妹分别以全县考生第二和第三名的成绩被工商银行双峰县支行和双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录用，其他三个弟妹也分别考上了大学。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我依然记得母亲平反时与档案结缘的那一幕幕场景：她不知疲倦和辛苦地来回奔走于双峰县档案局、教育局和粮食局的档案室；她在档案员的指点下从数千份案卷中一一查找着与平反有关的资料，狭小的库房里挥汗如雨，渴了就喝点水，困了打个盹；她怀抱着那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沉甸甸的文件和资料去办理粮食转户手续，小心翼翼却又兴奋激动，无以言表。 

　　在生活平静而美好的间隙里，我也常常设想，如果当年档案室里没有保存教师名册和商品粮发放名单，母亲无法证明自己曾从事过教师工作，重返讲台的梦想就会化为泡影，我和大妹没有城市户口，就不可能参加国家招干考试，拥有今天的职业和生活。我要对当年那些艰难世事里默守清寒的档案岗位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不畏风霜、一丝不苟，就没有那牢牢镌刻着历史细节的档案，母亲和其他千万个被扭曲、被错待的命运如何能驶回正常的轨道！ 

　　有人说，档案是一堆陈旧的废纸，多少年都没有人翻动，身上落满厚厚的灰尘，谈不上什么重要。但有了母亲与档案的那段结缘，我想我更能体会档案的重要性。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联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信息纽带；档案能客观地把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永恒；档案还是强有力的凭证，为人们探寻事物的真相和发展规律提供可靠的依据。 

　　母亲已离我远去，历史遭遇所带来的创伤在心口渐渐抚平，但前一辈档案人的精神却让我永远不能忘怀。藏典存史传星火，大浪淘沙见精神。档案人的精神如同点点星火，时刻照亮着我前进的方向，鞭策着我在这块沃土上更好地书写新一代档案人的人生！ （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 成放）

（“开启身边记忆  讲述档案故事”征文活动获奖文章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