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素称‘鱼米之乡”，是我国有名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尽管自然条件优越，但自然灾害也非常频繁，特别是干旱、洪水、山洪、渍涝被称为湖南四大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与制约着湖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旱灾进入80年代以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影响湖南粮食生产的首要灾害。旱灾的形成，有水文气象的原因，有自然地理的影响，也有社会历史的因素。本文主要拟就建国40年来湖南的旱灾做一简略的分析与研究，希求能找到抗御旱魔的有效途径。

　　一、湖南干旱史略说

　　湖南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旱灾，并具有夏秋重，多块块，插花旱，尤以湘中旱重的特点。据历史资料记载，自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二年）至公元1949年的2104年中，有记载的自然灾害共计1590年次，其中旱灾371年次，占自然灾害的18%，仅次于水灾而列第二，平均每5.67年发生一次旱灾。在371年次的旱灾中，全省性的旱灾计有62年次，平均约34年发生一次。

　　就近300年来看，湖南发生旱灾188年次，平均19个月即有一次旱灾，其中相隔1年的26次，相隔2年的11次，相隔3年的13次，相隔4年的2次，相隔5年的3次，相隔最久的是7年，只1次，其余都是连续发生的。而1643年（崇侦十六年）、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1835年（道光十五年）、1925年（民国十四年）湖南先后发生了四次特大旱灾。

　　湖南旱灾发生的区域，以衡邵丘陵、盆地及郴州和湘东丘陵区为最多，湘西山区和洞庭湖区较少。近300年邵阳发生干旱127年次，以邵阳为中心的衡邵盆地各县（如新化、武冈、隆回、洞口、双峰、衡阳、衡山、祁东、祁阳）发生干旱120～140年次；以桂阳为中心的湘南各县（如新田、蓝山、郴县）和以攸县为中心的湘东各县（如茶陵、醴陵、临湘）一般有80次左右；以桑植为中心的湘西北各县（龙山、保靖、永顺、大庸）和以澧县为中心的湘北各县（华容、安乡、临澧、沅江）一般只30来次。就旱灾发生的流域而言，湘江、资江、沅江、澧水流域各县分别为213年次、62年次、106年次、53年次，以湘江流域为最多，沅江流域次之，资江流域再次之，澧水流域为最少。

　　近300年来，在1640年至1652年、1773年至1787年、1800年至1820年、1920年至1945年这四段时间中，旱年比较集中，一般每十年中有七、八年遭旱，全省性的特大干旱，大都出现在这段干旱周期内或前后，成为这段时间旱灾的最高峰。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二千余年中，旱灾与水灾一样，时代愈近，发生愈多，计近300年所发生的旱灾年次，还多于前1800年，究其原因，除历史失记外，可能是近300年人口增多，垦殖面积扩大，植被遭到破坏，而农田灌溉事业没有相应地得到发展所致；其次，湖南有约占全省面积五分之三的丘陵区，因地势起伏不平，不利于蓄水，抗御干旱的能力不强；此外，大气环流，往往出现特殊的不正常天气，致使降雨量偏少或在地区、时间上的严重不平衡，是酿成旱灾的主要原因。

　　二、建国40年湖南旱灾述略

　　湖南是个农业大省，但从全国各省农业发展情况比较看，湖南各项主要指标均未达到全国先进行列，只在全国平均线上徘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全省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尚处在“靠天吃饭”的状况，在大自然而前，“人定胜天”的理想还显得十分遥远。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现将湖南1949年到1989年的旱灾情况列表如下（表一）：

　　如果我们将全省受旱面积大于总耕地面积的30%视为特大旱灾，大于16%视为大旱灾，大于7～15%为中小旱灾，少于6%为基本无旱。那么，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建国后的40年中，湖南只有7年基本无旱灾（即1954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1973年、1977年），其余33年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干旱灾害，其中特大旱灾10年（1956年、1959年、1960年、1963年、1972年、1981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8年），大旱灾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3年、1987年、1989年），其余14年为中小旱灾年，平均14．5个月即遭一次旱灾，特大旱灾及大旱灾基本上均为四年一遇，基本无旱年60年代与70年代均为3年，而50年代分别为1年与零年。现列表于后（表二）：

　　这种情况可谓相当严重，而90年代的第一年1990年，即遭受了特大旱灾，全省受旱灾面积高达2228万亩，比1963年的受灾面积还多162万亩，比1985年的受灾面积仅少60万亩，而1991年的受灾面积仍有1511万亩，旱灾的发展大有居高不下之势。

　　湖南旱灾的地区分布，近40年来与前2千余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省中南部衡邵丘陵地区的旱情总是稳定少变，几乎成了“当然旱区”。其中以北纬27°为中心线（可以称为“干旱纬度”），南北摆动于16°～28°之间。湖南发生旱灾的季节，绝大多数以夏旱、秋旱或夏秋连旱为主，约占总旱灾的60～70%，因此，湖南的旱灾是以季节性干旱为主的。

　　湖南旱灾的特点是来势猛、发展快、历时长、范围广、程度深。比如1963年，全省因干旱受灾76县，成灾55县，受灾人口16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51%。无雨或缺雨状态持续达10个多月。衡南县的群众将这种旱情概括为：“三个季度九个月，六场细雨二场雪，连雨带雪十拍水，塘干库尽饮水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67%的大中型水库于到死水位置，65%的山塘干涸，62%的河坝无水可引，断流的大小河流达5600多条，干旱期间，全省16.3%的生产队无水饮用。全省粮食减产30多亿斤。

　　又如1985年，4至6月雨季全省平均降雨379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少233毫米，偏少38成，比1963年同期还少37毫米。干旱持续120天左右，部分地区长达5个月。全省受旱人口3258万人，占农业人口的68%，全省干涸中型水库24座、小型水库4548座、塘坝1088万处，有11万条溪河断流，226万人、127万头牲畜饮水发生困难。全省因旱减产粮食388亿斤。

　　另外，1990年全省107个县（市、区）、3375个乡镇、43176个村的3789万人不同程度受到干旱威胁。全省干旱从7月初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10月上旬才基本结束。有41座中型水库、781座小一型水库、5756座小二型水库基本无水，151.52万口山塘干涸，20681条溪河断流，767.8万人、572.2万头牲畜饮水发生困难。全省因旱减产粮食57.6亿斤。

　　值得注意的是：到80年代后期，湖南的自然灾害更呈现出水旱交乘的特点，有的是先水后旱，有些是先旱后水；有时是南旱北涝，有时是东涝西旱，使得湖南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特别是有些森林砍伐殆尽、植被破坏厉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已到了上午抗洪下午御旱的地步。据湖南日报1990年9月5日报道，辰溪县当年6月遭受特大的山洪袭击，接着8、9月又遇大旱灾，两个多月未下过一场透雨，全县有9万人饮水发生困难。湖南日报1991年7月11日报道：7月以来，湘西和湘北持续降暴雨，江河水位陡涨；山区山洪肆虐，湖区频频告急，澧水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水位，致使全省受害面积达500余万亩，大批水利设施被毁；不少河堤、渠道崩塌、损失惨重，然而时隔不到半月，该报又报道：湘中湘南旱情发展迅猛，到7月21日止，零陵、郴州、衡阳、株洲、邵阳、娄底、湘潭、长沙8个地市有60个县的1705个乡镇遭受干旱灾害，受旱面积1386万亩。4座中型水库只剩底水，1482座小型水库干涸，52万口山塘枯竭，121万人发生饮水困难。

　　综上所述，建国后湖南的干旱频次比建国前的300年干旱频次（19个月一次旱灾）已大大加密，重现期更加缩短，受旱程度愈来愈深，损失也更为严重了。

　　三、对建国40年湖南旱灾的初步分析

　　干旱的发生跟大气环流的异常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地理位置、水利条件、地表覆盖、土壤组成、耕作制度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息息相关。从湖南的雨量情况看，全年可产生170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而农作物所需水量按最大限度估计，也不过700亿立方十左右。因此，湖南的水不是不足，而是有余。但实际情况却是湖南的旱灾越来越严重的。现将本文“表一”制成曲线图：

　　从以上曲线可以看出，在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中，旱灾曲线出现了两个波峰。1949年到1955年的6年中，旱灾曲线较为平缓；从1956年到1963年的8年中，干旱曲线波峰突起，8年中特大旱灾为2年一遇；从1964年到1977年的14年中，旱灾曲线显得比较平缓，其中只1972年遭特大旱灾一次，而基本无旱灾的年份也多达6年，已是七占其六了；从1978年至1989年的12年中，干旱曲线则奇峰突起，特大旱灾及大旱灾已占了11年，只一年为中小旱灾。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局面，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气候反常，降水年际变化和年内分布极为不均，乃是形成干旱的主要原因。我省雨量一般集中在3至6月，即所谓“梅雨季节’，其间降雨总量几占年降雨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而7至9月，我省由于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天气晴燥，降水量只占年总量的20%左右，特别是8、9两个月的雨量，大都不超过100毫米。此时正值水稻需水时期，加之温度高，南风大，太阳烈，月水份蒸发量大于月降水量，加上蓄水有限，抗旱能力不强，因此，在正常年景下，只要连续晴上20至30天，就常有不同程度的旱象出现，一遇气候反常，情况就更加严重。我省降雨量虽算丰沛，但年际变化特大，极大为极小年降水量的2至3倍，历年3至9月降水量变幅可达四倍，4至6月和7至9月降水量变幅可达10倍以上．历年月雨量的变幅则更为悬殊，极端的例子其变幅高达2120倍。常年7至9月雨量只及同期水稻需水量的50～70%左右；而且由于降水强度大，时间集中，水量对于作物的有效利用率不高，一般只在50%左右。以上种种，都是发生旱灾的水文气象因素。

　　第二，我省地形复杂，高山、丘陵、盆地、湖泊，河谷兼而有之，致使降水在地域上的分布相差很大，降雨的特点是山区多于平原，大山的迎风波多于背风坡，一场降雨往往山前山后各不同，所谓“夏雨分牛脊”，地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般以安化、桃江地区（年雨量1600～1900毫米）和湘东、湘东南、湘西北山区（1500毫米以上）为最多，衡邵丘陵地区，湘北湖区和湘南的嘉禾、新田一带（约1400毫米）为较少。即便在降雨比较丰沛的山区，也因地势起伏不平，雨水难以蓄积，而一般的小塘小坝蓄水十分有限，易于干涸，稍遇干旱，就力不从心。这些都是我省发生“插花旱”、“块块旱”的自然地理因素。

　　第三，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水土侵蚀极为严重。我省境内红壤和黄壤发育最盛。尤以红壤分布面广，占全省总面积的60%以上。这类土壤，植被难以裹覆，蓄水保水能力很差（5～15天左右），且因光山秃岭，岩石裸露，草木稀少，影响大气层降雨云层的形成，因此更加重了旱灾的发生与发展。我省建国后的40年中，第二个干旱高峰于70年代末初露端倪，于80年代达到高峰，并持续到90年代前期，其危害程度也大大超过前30年。这里除了水文气象以及自然地理等因素外，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森林砍伐过度，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土大量流失淤积的结果。试以原零陵地区80年代末的情况为例：据林业部门的统计，原零陵地区的山地占其总国土面积的72%，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81%下降至45%。水土流失面积多达57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7%，比50年代增加5.7倍，每年山塘水库泥沙淤积达5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减少20座小二型水库的蓄水量。生态环境恶化，使具有优势的山区小气候逐渐趋向消失。潇湘二水的5条干支流有史以来第一次断流，也无不与其上游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直接相关。

　　第四，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加之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湖南非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而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活动耗水量又随之急剧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干旱的形成与扩大。湖南人口在1949年还不足3000万，而到80年代末，已增长到6000余万。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量也大大增加，而基本建设及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人类活动空间不断膨胀。这种膨胀的代价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49年至1986年，湖南总计减少耕地126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34.05万亩，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为了解决人增地减的矛盾，通过开荒造土，围湖造田，弥补了1173万亩耕地，平均每年新造田土约31.7万亩，这就同时意味着我省平均每年减少了31.7万亩的非耕地面积。而在非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1949年我省工业总产值仅3.18亿元，而到1982年即上升到192．08亿元，故此工业用水急剧增加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与农作物争地争水的矛盾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干旱年，这争水问题就更加突出。

　　第五，随着我省耕作制度的改革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土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复种面积不断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长，农作物单位面积的耗水量也随之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干旱的程度。我省1949年的总耕地面积为5103万亩，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为5831万亩，复种比例仅为14%，而1981年的总耕地面积为5132万亩，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为12014万亩，复种比例已上升到134%。我省1949年水稻平均亩产约325斤，到1981年平均亩产增加到633斤。而复种面积中占很大比例的是双季晚稻，我省双季稻大量需水时间一般在8、9月份，此时我省正值少雨时期，其降雨量一般不超过100毫米，加上此时气温高、南风大，月蒸发量大大超过月降水量，而夏季降雨多系雷阵雨；具有块块下雨的特点，因此极易形成插花旱，甚至造成全省性的大旱灾。

　　第六，农田水利设施严重不足或管理不善，降低了抗御旱灾的能力，是湖南旱灾的人为因素。在湖南，可以这样说，对于干旱灾害，旱不旱，干不干，是由天决定的．但对于干旱的程度，损失的大小，则多少有些人为的因素在内。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人类自身行为严重违背自然规律，故此遭到自然界的严厉惩罚。如前所述，这就加剧了干旱发生的频率及加深了灾害的程度。其二是降低了人类原本已拥有的抗御旱灾的能力，不适应抗灾的需要。现将建国后的前40年各年代湖南旱灾有关情况比较分析如下（表三）: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省自5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70年代末期才结束，时间长达20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抗御干旱起了积极作用，可谓建功甚伟。年均耕地与干旱成灾之比从50年代的7.07%下降到70年代的4.7%。为什么60年代的比例为8.29%．并略高于50年代呢？如果说1963年的特大干旱是天灾造成的话，那么，60年与61年因为处在继续大跃进时期，所受灾害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了，其所受灾害原本不应如此严重。故我们若除去这不正常的两年，其余正常的8年的年均耕地与干旱成灾比为5.59%，这就实际已低于50年代的7.07%，而略高于70年代的4.7%。事实上，自60年代中期起，直到整个70年代（其中1972年发生了特大旱灾），湖南没有发生过大的干旱灾害；40年中仅有的7年基本无灾年，其中6年就在这一段时期内。这说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到60年代中期已初见成效，而到70年代则大见成效了。到80年代年均耕地与干旱成灾比突增至12.02%，高于60年代及70年代不说，亦大大超过了50年代的7.07%。这除了天灾的因素外，人祸的因素是难以排除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至使天气易于反常，此其一。其次，70年代末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由于分田到户，使得人民公社时期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基本陷于停顿，而原有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年久失修，泥沙大量淤塞，甚或人为毁坏，使抗御旱灾的能力大大降低。即使还能发挥抗旱作用的工程，因水利的集体所有制与分散自主经营的矛盾难以缓解．很容易导致农田灌溉上的平均用水与分散用水现象，有的地方水利管理甚至严重失控，乱放乱堵，因而降低了灌溉效益，加剧了旱情的扩大与发展。因此．天灾在先，人祸相随，这恐怕是80年代出现严重旱灾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抗御旱灾的思路及对策

　　湖南的旱灾，之所以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灾害，除了水文气象与自然地理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为的因素加深了灾害的程度。而人为因素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界，使得自然界更易反常，降雨量的年际与月际变化很大，形成了恶性循环，使湖南进人80年代以来，水旱交剩．愈演愈烈。在我们还无力完全驾驭自然力的今天，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古人的“无为’思想，讲科学、循规律，顺自然，克服与避免过去对自然界的蛮干与不道德行为，做到对自然资料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还自然以绿色，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反对不讲科学与盲目的“人定胜天”的左倾思想观念，这应是我们今后抗御旱灾总的思路。根据湖南抗御灾害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特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第一，在各级领导及全民中，必须树立“大水利”观念，把造林绿化摆在防御自然灾害的战略位置上。山青水秀，山穷水尽，对这点我们虽然早有认识，造林绿化、保护生态环境的口号也喊了多年，但真正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大水利”，认识优化生态环境与发展农业的关系尚有差距，因而治山与治水还未结合好。有的地方修了水库，光了山头。有的地方毁掉水源林，营造用材林；致使多林种、多树种变成单林种、单树种，多层林变成单层林，森林自馈能力下降，生态效益减弱。要搞好湖南的“大水利”，必须继续贯彻“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方针，建好“绿色水库”，并搞好农田水利工程，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有效地抗御干旱灾害。

　　第二，改革耕作制度，讲究科学耕种，因地制宜，以有利抗旱夺丰收。建国后，在改革耕作制度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使粮经连作、水旱轮作和复种指数连年扩大，对农业大幅度增产增收起了积极作用。但从我省抗旱的实践看，耕作制度的改革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有些地方发展粮食作物片面地扩大晚稻面积，大大超出水利承受能力，人为地加剧了“双抢’期间集中用水的矛盾和旱情的发展。旱粮生产也没有从有利于抗旱出发，适当提早季节。这样，丰收计划往往成为“风险计划”，碰上大旱年，投人越多，损失越大。事实证明，耕作制度的改革，必须牢固树立抗旱思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力求农业稳产高产。

　　第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有效抗御干旱的重要一环。我省在50年代末直至70年代，在国家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土法上马搞了不少水利工程，但有些工程标准不够高，质量也不过硬，到了80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与劳务投入这两大难题更无力解决，以至于新上工程的效益已抵不上原有设施老化的缺口，从而大大降低了抗御干旱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严重干旱的频繁出现，是对我们忽视水利基本建设的惩罚。因此，要有效地抗御旱灾，必须首先重视与振兴水利事业，建成旱涝保收的水利工程体系和灌溉网络。

　　第四，加强现有水利设施的管理、维修和经营，极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水利设施的抗旱潜能。这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增强统一服务的功能，教育广大农民增强集体主义观念，树立抗旱一盘棋的思想。同时，加强领导，统一水权，严格水政管理，搞好水费改革，强化用水的商品意识，使水利管理尽快走上商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从而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夺取农业丰收。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省水旱灾害》附件（本书编辑部编）；

　　《对湖南水旱灾害的分析》（207－1－884）；

　　《湖南的基本情况和灾害分析》（207－1－602）；

　　《连续两年大旱后的思考》（秦光荣）；

　　《湖南省志•农业志》初稿（1982年8月）；

　　《湖南年鉴》（1986年）；

　　《湖南省统计年鉴》；

　　《湖南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

　　《湖南日报》1990年9月及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