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后的孙中山“博爱”书法

202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纪念日，先生虽逝，思想恒存，而有关孙中山的档案正是记录其救国言行、彰显其深邃思想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历经岁月变迁，这些见证历史的档案正无时无刻不在“老去”和“病变”，为延缓其“衰老”、增强其“体魄”，档案修复者殚精竭虑，埋首故纸，只为延续他们的“寿命”。2017年，我参与修复孙中山“博爱”书法，而这是我从事档案修复工作以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博爱”书法为孙中山在1907年为邓荫南题写，现藏于二史馆。“博爱”二字，刚劲有力，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孙中山一生喜爱题写“博爱”，据统计，有关“博爱”的题词有64件，而珍藏于二史馆的这幅，据考证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幅。“博爱”书法作为二史馆的镇馆之宝，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2002年，这幅珍贵的“博爱”书法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变迁，这幅“博爱”书法的保存情况颇为堪忧，存在大量断裂、折痕，少量区域存在污渍，还有部分地方字迹残缺。本着抢救和保护历史档案的目的，2017年，二史馆建立了特藏档案抢救保护项目，抢救保护的档案除孙中山的“博爱”书法外，还有林风眠水鸟图、孙中山建国方略图等，共6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与二史馆修复科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了修复团队，对这6件珍贵的特藏档案进行了抢救性修复，而我有幸成为了修复团队的一员。

为了谨慎、周密、安全地修复好“博爱”书法，修复团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修复理念、拆卸方案，反复研究局部错位拼对等技术难点，逐步确定了成熟、稳妥、安全、科学的修复方案。

在“博爱”书法正式修复前，档案的拆卸运输是修复团队遇到的一大难题。该档案一直以来都在二史馆特藏馆一面弧形展柜中密封悬挂，画心脆化、酸化严重，开起断裂无数，在拆卸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使档案滑落，造成更大面积的断裂，给档案带来二次伤害。整个修复团队开动脑筋，动手制作了一块与展柜弧度相同的弧形托板，均匀对角拆卸，安全地将“博爱”书法运送到它的“ICU手术台”上。当时我也是拆卸搬运的人员之一，当我们 4 个人小心翼翼地把“博爱”书法托在手里时，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我们感觉责任重于泰山。这不仅仅是一幅字画，更是会说话的活历史，历经风雨沧桑，见证着孙中山四处奔走、救亡图存的艰辛与困苦。

在修复期间，二史馆修复科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修复过程，边工作边学习，架设摄像机全程录像，并对每个修复流程进行拍照，撰写修复记录。当我们几个人轻轻推开覆盖在档案表面的有机玻璃时，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检查有机玻璃上是否吸附了书法纸张的残渣，就连芝麻大小的纸屑都不放过；当打水拼对时，每个负责拼对的工作人员的手一开始都是微微颤抖的，但是当手里的镊子和勾线笔碰触到档案的一瞬间，手就变得稳稳当当。每个人在修复这件国宝级档案时一定是高度紧张的，但是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和不忘初心的担当又要求我们的手必须要稳、准，生怕纸屑掉落或小纸片飞走；当拼完一块区域的时候，整个人都会有一种虚脱感，闭上眼睛好像有无数流星在眼前划过；当配比补纸时，“宁浅毋深”的原则又“折磨”着我们负责调色的同志反复比对颜色之间的细微差别，一次又一次地着色、吹干、比对，直至染出和“博爱”书法底色最为接近的宣纸。其间，几个重要的修复步骤要求不能中断，我们通宵达旦地工作，一直干到了晨光熹微。修复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难题，如折条病、档案原件的脆化碎片化等，都在修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一化解。破损掉渣的“博爱”书法重新焕发了生机，它的机械强度得到了增强，我们就像是医生一般又给它续了“命”。

在修复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修复团队的高超技艺让我们大开眼界，封式飞托法、封护法等传统技艺让我们受益匪浅。有很多次在月光下小憩的时候，我们一边交流讨论“博爱”的修复难点，一边憧憬着新时代修复行业的蓬勃发展。我曾经观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工匠》等纪录片，对裱画大师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对裱画大师无比钦佩。修复工作看似神秘，却需要耐心细致、倾尽心血的默默坚守。档案修复工作者就像是档案界的白衣天使，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一件件档案重新焕发了生机，记录历史的档案在历史长河中将存留更长的时间。

——原载于《中国档案》2020年第三期。